●目前，国内管理学教育水平在地域层面上差异很大。所以，我们把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形容为“转折期”。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时点对中国商学教育的前途而言也非常关键。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 森
●嘉 宾：陆雄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柳森：近日，有 “职业老板制造商”之称的哈佛商学院，正式落地上海。近年来，中国商学教育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气象。但同时，人们对当前中国商学教育 “入学门槛不断降低、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名不副实”的诟病时有耳闻。当中国经济正站在十字路口时，中国商学教育该何去何从?对此，您的一句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管理教育 “是一项持续的事业，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急躁冒进”。
陆雄文：这句话看上去蛮平和，实际上背后有很强的针对性思考。就像大多数人能看到的，我们一直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追求管理学研究与教育的发展。在此进程中，中国商学教育，或称为管理教育，呈现出多元复杂又快速变化的景象，也少不了夹杂着浮躁功利的情绪。
这种 “复杂性”除了表现为大量企业的管理者迫切希望通过接受管理教育，提升管理水平和能力外，还至少体现在两大方面。首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越来越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而商学院那些可收取较高学费的管理教育项目，恰恰成为商学院重要甚至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实现某种意义上的 “社会收入再分配”开辟了可能性。而一旦有了钱，学校就可以吸引到更好的师资、改善教学设施、为科研活动和学生培养提供更好的支持。于是，对于任何想发展的学校来说，商学教育就成为一种非常现实的资源。
其次，如今外部世界的发展和变化越来越快。所有 “新的”思想方法、解决方案可能过两三年就变成 “旧的”。于是，商学院的管理层，包括很多一线教师，都变得不安起来。当你还在默默耕耘时，突然发现别人可以通过把知识成果、社会资源 “变现”，在短期内切切实实变得富有。这时，人的心态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曾经安静的书桌则被卷入一场又一场裹挟短期利益诱惑的风暴，大学、学者也变得功利起来。
柳森：但是，我们的大学真的能这样办吗?
陆雄文：环视全球，为何现今绝大多数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高等学府，依然屹立在自己梦想开始的地方?为何当时创建这个大学时所设立的学科架构，变成他们后来的优势，甚至被推崇为举世公认的标准?因为，他们有信仰，有耐力，他们可以忘掉世俗，独立、冷静地专心致志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而我们现在的大学最亟需的，当然也是我们作为商学院应努力去做到的，就是要为这样一种超然于世俗和浮躁的、执着于学术理想的力量，创造能使之得以持续、传承的环境和条件。当然，要想实现这种立足长远的学术理想，光抱有殉道者的精神还不够，还得对这个时代赋予大学的核心使命和目标予以重新认识。
柳森：中国商学教育走到今天，正面临怎样一个时间节点呢?
陆雄文：如今中国大学商学教育大多至少已有二十至三十年的历史。这些年，我们在师资队伍建设、科研水平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尤其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名字出现在了一些顶尖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就国内商学教育体系来看，特别是MBA教育，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合理的架构。
但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表现在管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上，还表现在资源的投入和学术人才的聚集方面，我们还不能同国际先进水平竞争。中国现有的商学教育，甚至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对优秀管理人才的渴求。而且，目前国内管理学教育水平在地域层面上差异很大。所以，我们把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形容为 “转折期”。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时点对中国商学教育的前途而言也非常关键。
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粗放的，商学教育的发展也是粗放的。表面上，对于那些发达国家的行业标杆，我们跟随学习了蛮久，但实际上很多还仅仅是停留在简单的“依样画葫芦”的水平。如今，我们能不能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习能力，能不能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自成一家，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竞争力?这对于中国不少已在本土领先的商学院而言，是一个历史使命。
柳森：您一直强调，中国商学院要走一条以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统一助推整体性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此该如何理解?
陆雄文：所谓国际化，往往也是先进国家在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的前提下，谋求对落后国家的单边优势的一种战略。具体到像我们这样的后进国家的商学院，一开始的选择就大多是不得已的 “被动国际化”。但是，如果我们能大胆借鉴、奋发努力、快速进步，积累起自己的实力，把握好自己现阶段的独特优势，这种国际化就不全然是被动的，甚至可以是对等的、互利的。
柳森：我们现阶段的 “独特优势”是什么?
陆雄文：一方面，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国经济仍会高速增长，中国企业需要更多既熟悉本土、又了解世界的高管人才。另一方面，中国问题正日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同许多世界级的商学院院长、学者和企业领导者交流过，他们对 “中国奇迹”充满好奇和兴趣，并相信从中可以获得许多 “发现”，这些基于中国市场的创新模式和经验总结也可以直接指导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管理实践;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谁的研究能很好地回答 “中国问题”，建立 “中国模型”，谁的论文就能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从而也就会建立其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世界级学者。
正如此次哈佛商学院落地上海，这种合作本身当然首先是一种双向、对等的选择和谈判的结果，但它也已作为一种信号，给出预示：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高端商学教育 “热”在所难免。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高端商学教育业已成为世界顶尖商学院的兵家必争之地。这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的机遇。
来源：解放日报